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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家风

两年多前的2013年10月18日,在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之际,习仲勋夫人齐心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忆仲勋》,回忆了丈夫的成长经历以及两人几十年相依相伴的往事。当时,齐心也已经九十高龄,她在文章中写道:“仲勋出生在陕西富平一个农民家庭……仲勋的父亲于1928年40岁时病故,母亲柴氏也在次年去世,年仅35岁。苦难的家史对仲勋一生产生极大影响。”苦难中生长出的信仰与本色,苦难中激励的奋斗与改革,苦难中养成的勤俭与谨慎,伴随了这位革命家的一生,进而形成一个家庭的自觉与传承。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时,习家已经从河南迁到陕西务农30多年。父亲习宗德和母亲柴氏都是本分的农民,整日为了生计奔波,勤俭持家。夫妇二人育有7个子女,习仲勋是老大。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习宗德认准一个“严”字。习仲勋刚刚五六岁时,父亲就带他下地做些简单的农活。广博的黄土高原有着踏实的存在感,习仲勋身上深深浸润着西北大地的厚实和不屈。这种精神延伸到他革命工作的每一个时期,在很多重要时刻体现出来,哪怕几经波折坎坷,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仍然坚守自己的信仰。

习仲勋的少年时代恰逢历史大变革时期。当时,中国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共和与复辟势力斗争激烈,军阀割据一方、混战不止。迫于生活压力,习宗德常奔走在富平和临县之间谋生,回到家中会给孩子们讲路上的见闻:那些衣食艰难,那些动荡不安……1926年春天,习仲勋入读富平县立诚公学高小部,于右任、胡景翼等进步人士的事迹给他以启迪。在这所学校,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满13岁就加入了青年团。1928年,习仲勋进入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好友也是学校党的负责人宋文梅等人的帮助下,他积极投身。那年,他因为参加被捕入狱。一心希望儿子本分做人的习宗德,听到消息后病倒了。习仲勋出狱回家后,本来担心父亲责怪。但是他说了被捕的原因和自己的信念后,父亲没有责怪他,还表示了理解和赞同。没过多久,习宗德因病情恶化去世。也就是在1928年,15岁的习仲勋转为中国员,开始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奋斗,从此这份信仰终生未变。

1930年,习仲勋打入长武县的驻军内部,从事兵运工作,两年后组织发动“两当兵变”。兵变失败后,他与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一同创建了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然而,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执行“左”倾教条主义,在根据地内部错误地发动“肃反”。1935年,习仲勋和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被关押。危急之中,恰好到达西北,习仲勋等人才得到平反释放,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保住了。习仲勋说,如果晚到4天,他们就要被处死了,是“中央挽救了陕北”。20多年后的1962年9月,习仲勋因为“《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到诬陷,被审查、迫害长达16年。但是,他没有抱怨,1978年恢复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交上党费。

此后,习仲勋主政广东,又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等职。在复杂的环境里,执着就是坚守。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依然坚守着信仰。齐心在《忆仲勋》中写道:“仲勋离开我们已11年了……他似乎仍像以往一样,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关心着我的冷暖,关心着儿女们为党为国尽忠、为人民服务的情况。”

齐心比习仲勋小10岁,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一个爱国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毕业于蔡元培兼任院长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法律系。201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齐心在《百年潮》杂志发表了《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忆我在太行抗日前线抗大的战斗生活》一文,回忆了自己选择信仰的过程。1937年,她和姐姐齐韫(齐云)寄住在北平姑妈家。七七事变前夕,她考入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看榜时听到了城外的炮声。北平沦陷之日,她在姑妈家门口目睹了日军耀武扬威进城的一幕。偌大的中国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齐心随18岁的齐韫——一名中共发展对象——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疏散,辗转天津、烟台、青岛、济南、开封等地,最后时任山西长治县县长的父亲才将她们接回家。姐姐很快穿上军装跟父亲辞行,参加游击队去了。一路上的见闻和姐姐的影响,让齐心决定参加革命。她曾偷偷溜出家门,但是因为年纪小,病又刚好,没有成功。一家人逃难到西安后,父亲把她托付给世交好友、决死队纵队长陈光斗的夫人,让陈夫人带她去山西。在陈光斗的帮助下,齐心终于奔赴晋东南抗日前线岁的齐心进入山西屯留的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女生队学习,成了八路军战士。同年8月,她因为在反“扫荡”中表现出色,没到入党年龄便被特批加入中国。1940年冬天,齐心像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去了延安,随后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1943年,齐心到绥德师范做学生工作,认识了正在当地工作的习仲勋。第二年,志相投、情相近的两人结为夫妇。刚结婚,习仲勋就对齐心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今后我可能在很多方面照顾不了你。”齐心日后回忆说:“我理解他的意思,在艰难的岁月里,作为革命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过多关照。”解放战争时期,军队进攻陕北,齐心因为承担了临时任务,从绥德回到西北局机关。有一次野战军正在安塞县开祝捷大会,组织上考虑到齐心和习仲勋很久没见面了,让她随慰问团去参加大会。一心想着战局的习仲勋看到齐心先是惊讶,随后很生气,当着众人的面就说:“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随后他又说道:“如果战争持续十年,我宁可十年不见你。”齐心回忆说,当时自己没有觉得委屈,反而暗暗为习仲勋“伟丈夫的气概自豪”。

在“文革”的日子里,齐心的信仰同样未曾动摇。1970年“整党”时,造反派以齐心是“黑帮家属”“不能发挥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由,要求她。齐心不为所动,仍然坚持每月按时交纳党费,最后此事不了了之。齐心回忆:“这段时间,对我和孩子们来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庆幸的是,我们全家人都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

作为革命伴侣,习仲勋和齐心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不管是在“文革”中备受磨难,还是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或是在建设市场经济的大潮里,夫妇二人对中国事业的信仰没有变过,这份信仰一直支撑着他们的家庭。

习仲勋说过:“我这个人没什么特殊能力,是个很普通的人。我出身农民家庭,是农民的儿子,辛勤耕耘才有收获,才能生存。”习仲勋族弟习仲滚回忆说,哥哥跟自己谈话时不止一次说起过自己对农村的感情。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习在和谈婚论嫁时,还会提到“我父亲也是农民的儿子”。

习仲勋对农村的感情源自他的家庭出身。年少时,父亲习宗德常对他说:“长大了不要做官,也不要经商。当官的欺压老百姓,一些商人难免唯利是图,多重钱财。如果有了学问,就做一名教书先生,用自己的本事传书授道,受人敬重。要不就种庄稼,做个本分的农民。”1944年,绥德地区召开司法会议,身为绥德地委书记的习仲勋在会上发表《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的讲话,强调司法工作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不当‘官’和‘老爷’……走出‘衙门’,深入乡村。”

习仲勋和齐心的婚礼就在陕北农村最常见的一口窑洞里举行。成婚几个月后,齐心从绥德师范毕业,就去了农村基层工作。1945年,习仲勋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调任中组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等职,而齐心一点“好处”也没沾上,一直在农村工作到解放。5年间,两人相隔几百里,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习仲勋要她安心在基层工作,齐心理解丈夫,从来没有要求组织上的照顾。但是她又深爱丈夫,两人便常常写信。即使在夫妻俩的信中,习仲勋除了诉说思念之情,也不忘鼓励齐心:“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习仲勋还以自己开辟根据地时曾到一家一户做工作的亲身经历指导齐心。一个战友看了这封信,笑着和齐心说:“这哪里是普通家信?完全是革命的两地书啊!”在习仲勋的鼓励下,齐心常以一个乡或村为重点进行调研,还兼任《群众日报》的特约通讯员,报道农村基层情况。齐心后来回忆说,那个阶段他们虽然多是两地分居,感情却日益加深。

解放后,习仲勋到北京工作,很快拾起了“老本行”,在四合院的空地上种起菜来。他掏粪施肥,挑水浇地,虽然有时累得腰酸背痛,却乐此不疲。对土地的热爱日后成了习仲勋身处逆境时最踏实的心头寄托。在因“《刘志丹》小说问题”被隔离审查期间,习仲勋被安排在中央党校学习。他除了阅读马列主义著作,还在后院空地上种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收获多半交公。他还写信给,要求到农村去。让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回复他,农村太艰苦,还是到工厂去吧。习仲勋因此被安排到洛阳矿山机械厂。1979年,习仲勋在撰文纪念周恩来逝世三周年时谈及当时的心态:“革命也不是为了做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然而,在洛阳矿山机械厂,习仲勋还是被“揪出”批斗。让习仲勋颇感欣慰的是,当自己被押到富平老家批斗时,那里的乡亲说,我们不是来批斗习仲勋的,多年不见,想来看看他。富平乡亲还记得,要不是这个老乡在困难时期对富平的关心照顾,恐怕大家早就饿死了。

“文革”结束后,习仲勋复出,前往中国“南大门”广东工作。给广东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农业濒临崩溃。习仲勋到广东后,翻山越岭,到田间、猪场、工厂,挨家挨户,广泛调研。1978年7月上旬,他到广东后首次外出考察,选择的就是宝安县,先后视察了沙头角、罗芳、罗湖、蛇口等地,足迹几乎遍及后来的深圳特区。第二年,广东成立省农业委员会,习仲勋兼任农业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亲自抓起农业工作。这样与农业“亲密接触”的例子很多。1984年11月,已在中央书记处工作的习仲勋邀请正在北京参加农村专业户座谈会的4位陕西农民到家里做客,详细询问了他们的经营状况,还用自家院里种的梨招待了客人。

习仲勋对土地的情感和重视农业的工作方法深深影响着子女。习就曾在陕西延川县梁家河村做了7年知青,还当上了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建起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题目是《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直面农村问题,探索农村发展路径。

出身农家,扎根黄土地的习仲勋和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促使他在工作中从人民的角度出发,以最大的包容心努力工作。

1978年9月,时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收到一封批评信,是在广东惠州地区检察分院工作的麦子灿写的,充满了火药味:“我同你不熟悉,也未见过面,只听过你讲话的传达,只见过你的指示发表在报纸上。但从上述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你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信中还摆出了证据——习仲勋对惠州的水利整治工程效果评价过高,不符合实际情况。麦子灿还批评习仲勋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不及时,搞“假把式”:“我看你讲的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也是漂亮话,是句空话!因为你只讲,没检查督促。”这封信言辞激烈,但习仲勋认真对待,亲自回信说,“这是中肯的意见”。他还把麦子灿的信和自己的回信发给各地委、县委,要求各级干部“必须充分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的呼声”。

1985年,习仲勋已经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那年11月,他到江西考察,一路到了井冈山、宁冈、遂川、赣州、兴国等地。考察路上,他对警卫人员说:“请你告诉前面警车上的同志,他们后面的车上坐的不是老爷,不要动辄八面威风。我们是来给老区百姓办事的,不能给群众添麻烦!”当时,兴国县的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没有摆脱落后面貌,根据1981年到1983年的统计调查,人均年纯收入不到120元。兴国的水土流失尤其严重,人民日报曾报道兴国出现了黄土高原现象,如果不抓紧治理,兴国就要“亡国”,临县宁都就要“迁都”。习仲勋听当地干部汇报了兴国的情况后说:“你们如实汇报情况,很好。在出发前,我已经讲过,这次下来,希望能够真实地了解老区的现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不回避矛盾,不掩盖矛盾,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喜报喜,有忧报忧。只有这样,才能弄清老区贫困落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哪些问题?情况明,决心大,办法也就多,步子才会快。”

受习仲勋的影响,齐心也一直保持着真实的本色,从没给他添过麻烦,从没搞过特殊化。上世纪50年代末,国务院机关周末会办一些活动。在一次晚会上,有人看到齐心衣着简朴,便在背后议论:“习副总理的夫人怎么穿着那么土啊!”回家后,齐心将这件事告诉了习仲勋,不料他哈哈一笑:“土比洋好!”

正是秉承着这样的家庭本色,习在中共十八大后指出“群众路线是永葆党的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必须做到教育和实践两手抓”。

“文革”结束后,习仲勋调往广东,工作任务非常艰巨。他在深入群众、了解事实的基础上,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都要到凌晨以后才肯休息。齐心说,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夺回来,尽量为党和人民多做些实事。

“逃港潮”是习仲勋当时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1978年,习仲勋到逃港问题严重的宝安县考察。据当时陪同考察的南方日报社副总编辑张汉青回忆:“7、8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人、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习老看了心里很不好受。”在紧邻香港的沙头角“中英街”,习仲勋看到街中间的几块石头把街道一分为二,一边是广东,一边是香港,两边对比非常鲜明: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一派繁华热闹;属于广东宝安的这边杂草丛生,萧条冷清。老百姓去那边买东西,不少人跑过去就不回来。习仲勋和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等人谈了很久:“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破破烂烂……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要在全党统一认识,要尽我们最大努力,逐步缩小和香港的差距。”

习仲勋深知,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才能从根本上稳住人心,刹住这股偷渡外逃之风。一回广州,他就派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带领工作组到宝安、珠海等地调研,并整理出一份工作报告。报告提出,要在3到5年内把宝安、珠海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和新兴边防城市。1978年10月,习仲勋找到张勋甫、吴建民两人谈话,说准备将宝安、珠海两县改为省辖市,省委正准备筹建两市的领导班子,建议两人担任市委书记。1979年1月,广东省委正式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成立两市市委,分别由张勋甫、吴建民任市委书记。第二年,中央正式批准广东实施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创办出口特区(后更名为经济特区)。广东改革开放的大幕就此拉开。

改革先行者的气魄和担当,影响着家庭中的每一分子,当然也包括习。习仲勋从广东调回中央后,前往河北正定工作的习也开始了自己对改革开放之路的探索。他看到南方一些地方正推行农业“大包干”,河北省迟迟没有启动,就和同事商量要在正定先行一步,找个公社搞试点,然后全县推广。在里双店试点取得成功后,正定全面推广“大包干”,在河北省内开了先河。当听说《红楼梦》剧组准备投资80万元搭建荣国府临时场景时,习抓住机会,筹钱兴建了荣国府,为正定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于习在正定改革开放的实践,他的已故好友贾大山曾诙谐地说:“他是不穿西装的改革者,锐意进取而锋芒毕露。让人们接受历史性变革的同时,还能优哉游哉地喝上一盅。”

2012年12月,习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第一次离京视察就前往广东。34年前,习仲勋站在那里,有感于大陆和香港的差距,推动了改革开放大幕拉开;34年后,习站在同一片土地上说:“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唐代诗人李商隐对勤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习仲勋的勤俭本色深深植入了与家人相处上的每个细节。

1952年,习仲勋调到北京工作,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党委书记。齐心带着年幼的女儿齐桥桥和习安安也从西安来到北京。虽说一家人是团聚了,却还是不能常在一起。齐心先是到马列学院学习,后来留在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远,她照料孩子不方便,只能把3岁多的齐桥桥送到幼儿园,每周接回一次,小女儿习安安则基本是靠吃奶粉长大的。1953年和1956年,他们的儿子习和习远平相继出生。两个男孩都是10个月断奶后就送回城里,由习仲勋照顾。那时候家里没有请保姆,已经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得利用业余时间带4个孩子,给他们洗澡、洗衣服。

习仲勋言传身教,着意培养孩子们简朴的生活习惯。饭桌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习仲勋的口头禅。即便是掉在饭桌上的米粒,也要求孩子们捡起来吃掉,一点都不能浪费。每次吃到最后,还要掰一块馒头把碗碟上的菜汁擦干净。房间里只要没人,必须随手关灯,因此家中厅堂的灯晚上很少打开。

据习回忆,当时父亲的工资是一个月400元,不过家人的生活只是勉强“衣食无忧”,远算不上优渥:“虽说父亲的职务级别工资很高,但要养全家九口人,还要不时接济老家的亲友,在经济上经常捉襟见肘,可谓‘大有大的难处’。”因此,习家姐妹兄弟几个的衣服和鞋袜都是接力式地穿,大的穿旧了,再让小的穿。据齐心回忆,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们穿过的衣服和花布鞋。有时候两个男孩挺苦恼,习就曾经因为被同学笑话而不愿意穿姐姐的鞋子。习仲勋哄着他说:“染染穿一样。”遇上逢年过节,兄弟姐妹也会去人民大会堂、城楼上参加一些晚会,有人问谁家的孩子穿得这么破烂,“知道的人就会说这是习家的孩子”。穿习惯了旧衣服,他们穿着新衣服反倒觉得不自在,以至于习仲勋后来还要给齐桥桥做工作说:“你是女孩子,还是要穿得好一点。”

节假日公务不忙时,习仲勋也会带着孩子到商店转转。孩子们看到柜台里的玩具就嚷嚷着要买,但习仲勋从来不带钱,孩子们不高兴,他就耐心地讲道理,不让别人代买或者赠送。不过,买书时习仲勋就大方很多,带着孩子们去书店,让他们自己挑。对此,齐桥桥回忆说:“尽管我们姐妹兄弟小时候没有华丽的衣着,甚至比平常人还要简朴,但我们的学习都很好,内心是充实的,精神是健康的。即使在最艰难、被人歧视的日子里,我们仍然是乐观的,而且活得很有尊严。”

随着岁月的推移,习家的孩子们陆续都到了上学的年纪。习仲勋让兄弟姐妹几个都在北京市郊的八一小学寄宿读书,每周回家一次。习仲勋从来没用自己的车接过孩子,他们都是坐公共汽车往返。孩子们除了伙食费和车票钱,几乎没有零花钱。有时候,他们嘴馋花钱买冰棍,钱不够坐全程的车了,就只好走一两站路,累得走不动了,姐姐就拉着弟弟妹妹的手,坚持走到下一站。孩子们想看电影时,就跟习仲勋的秘书张志功要钱,虽然只是几毛钱、几分钱,张志功还是要记账,月底把账本送给习仲勋。有时候,孩子们怕习仲勋发现这些“小秘密”,只能跟齐心“坦白交代”,要点钱来把账补上。

习仲勋的勤俭节约影响了儿女一生。多年后,习说道:“爸爸平生一贯崇尚节俭,有时近乎苛刻。”在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习非常强调节约,反对浪费。2012年12月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起了改进工作作风:“摆得花团锦簇的,也是要花很多钱的。如果咱们不摆,层层不摆,一年可以省很多钱。”2013年1月27日,习在新华社《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节“舌尖上的浪费”》材料上批示:“联想到我国还有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众,各种浪费现象的严重存在令人十分痛心。浪费之风务必狠刹!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从与战士同吃自助餐到看望河北阜平县困难群众时“四菜一汤”的菜谱,从农村的大锅饭到庆丰包子铺的包子,我们看到了勤俭节约的美德在习家两代人之间的传承。

的女儿李敏在《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一书出版后,接受采访时回忆过父亲对子女的严格要求:“父亲从来不主张我们都拢在他身边,更不允许我们以他的名义、权力去寻路子、谋私利,而要我们夹着尾巴做人。”同样的话,习仲勋也对家人说过。“夹着尾巴做人”就是低调做人、踏实做事。

一直以来,齐心都把习仲勋“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处理好”的嘱咐记在心上。上世纪50年代,齐心在颐和园附近的中央党校工作,家却在东城区,她只能每周六下班后坐公交车回一次家,到家时经常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星期日的晚上还要赶回单位,准备第二天上班。由于时间紧张,她不能和习仲勋一起参加周末的文娱活动,常常是习仲勋自己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周恩来很关心习仲勋的生活,每当见到他自己带着孩子参加活动时,总会问一句:“怎么见不到齐心同志呢?”后来,在一次节日晚会上,周恩来终于逮到了齐心,高兴地说:“这么年轻,哪里像35岁,四个孩子的妈妈啊!”周恩来决定,以后让齐心和习仲勋一起参加外事活动。不过齐心只是按照国际礼节,陪着习仲勋参加过在北京接待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夫妇,在广东接待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夫妇的活动。齐心从未跨出过国门,就连习仲勋在珠海、深圳等地长期休养时,齐心都没有到紧邻的香港、澳门去看一看那里的繁华。

对于子女,习仲勋一再要求他们不能搞特殊化。齐桥桥小学毕业升初中时,报考了北京101中学和河北北京中学。她很想上101中学,但是成绩比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分。习仲勋故意试探地问:“要不要我去打个招呼?”齐桥桥虽然年纪小,但早就知道父亲不会这样做,因此明确地回答道“考上哪儿就去哪儿”,然后就去河北北京中学读书了。那时,习仲勋是国务院副总理,名字常在报纸上出现,加上习姓又不多见,他担心老师和同学会联想到桥桥就是自己的女儿,因此特殊照顾她,就让女儿改随母姓。齐桥桥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习仲勋的另一个女儿习乾平在“文革”之前毕业于外交学院,学的是法语专业,被分配到《国际商报》工作。1983年,王光英筹建光大公司,有心调她去工作。习仲勋听说后,谢绝了王光英的好意:“还是不要调她去好。你这个光大公司名气太大,众目睽睽,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后来,他把此事告诉了女儿,习乾平委屈地说:“我是学外语的,到光大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做点事情,有什么不好?”习仲勋严肃地说:“人只要有才能,在哪里都可以发挥作用,就怕你没有本事。你是习仲勋的女儿,就要夹着尾巴做人。”习乾平就留在《国际商报》工作,后来因为工作出了几次国。当时出国不容易,还有机会低价购买进口电器。习仲勋得知女儿多次出国后,要她说清楚出去的理由。有一次吃饭时,习仲勋又提起这事,习乾平顶撞说出国是工作需要。习仲勋把筷子一摔说道,哪有那么多工作需要?不要什么都加上工作的名义!直到女儿表示今后不再随便出国,踏踏实实工作后,他才算消了气。

改革开放以后,有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的地位和影响经商,甚至有人违法乱纪,社会上议论四起。习仲勋对此很是忧虑,他一直认为,只有家风端正,好的党风才能树立起来。有一次,齐心当着儿女的面说:“家中的小事不能影响工作。”习仲勋听到后却严厉地说:“大事也不能影响工作!”

每过一段时间,习仲勋和齐心对子女都会提出新的要求,而且要求越来越高。习担任福建省长时,齐心写信叮嘱说“高处不胜寒”,要他更加从严律己。2001年春节,习工作繁忙,不能回家跟父母一起过年,齐心在电话里对他说:“只要你把工作做好了,就是对爸爸妈妈最大的孝心,这就是对家庭负责,也是对你自己负责,这都是一致的……儿子,我的千言万语,就是希望你把你的重担挑好,千万不可大意,千万不能犯错误。你的责任比谁都大,但也不要有负担,你把身体搞好,安全第一,健康为重。没有后顾之忧,全身投入,把工作做好。”

如今,习仲勋去世已经14年了。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对子女说的话,广为流传:“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

2001年10月15日,习仲勋88岁米寿,习家三代人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为他祝寿。这是大家庭难得的一次团聚,惟独缺席的是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当天晚上,他参加了福建省委组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学习讨论会。

习抱愧给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信中深情地说道:“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四十八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他希望自己能继承和汲取父亲的五点宝贵品质。

一是学父亲做人,“您为人坦诚、忠厚……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和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一以贯之”;二是学父亲做事,“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更令我们感动的,是父亲从不居功,从不张扬,对自己的辉煌业绩视如烟云。这才是成大事者的风范,永远值得我辈学习和效仿”;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无论是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您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

那天,齐桥桥向大家宣读这封信时忍不住热泪盈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齐心后来回忆说:“仲勋听完来信,非常理解儿子,向家人、子女和亲朋们说:‘还是以工作为重,以国家大事为重’,‘为人民服务,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教诲儿女们如何做一个纯粹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两年多前的2013年10月18日,在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之际,习仲勋夫人齐心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忆仲勋》,回忆了丈夫的成长经历以及两人几十年相依相伴的往事。当时,齐心也已经九十高龄,她在文章中写道:“仲勋出生在陕西富平一个农民家庭……仲勋的父亲于1928年40岁时病故,母亲柴氏也在次年去世,年仅35岁。苦难的家史对仲勋一生产生极大影响。”苦难中生长出的信仰与本色,苦难中激励的奋斗与改革,苦难中养成的勤俭与谨慎,伴随了这位革命家的一生,进而形成一个家庭的自觉与传承。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时,习家已经从河南迁到陕西务农30多年。父亲习宗德和母亲柴氏都是本分的农民,整日为了生计奔波,勤俭持家。夫妇二人育有7个子女,习仲勋是老大。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习宗德认准一个“严”字。习仲勋刚刚五六岁时,父亲就带他下地做些简单的农活。广博的黄土高原有着踏实的存在感,习仲勋身上深深浸润着西北大地的厚实和不屈。这种精神延伸到他革命工作的每一个时期,在很多重要时刻体现出来,哪怕几经波折坎坷,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仍然坚守自己的信仰。

习仲勋的少年时代恰逢历史大变革时期。当时,中国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共和与复辟势力斗争激烈,军阀割据一方、混战不止。迫于生活压力,习宗德常奔走在富平和临县之间谋生,回到家中会给孩子们讲路上的见闻:那些衣食艰难,那些动荡不安……1926年春天,习仲勋入读富平县立诚公学高小部,于右任、胡景翼等进步人士的事迹给他以启迪。在这所学校,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满13岁就加入了青年团。1928年,习仲勋进入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好友也是学校党的负责人宋文梅等人的帮助下,他积极投身。那年,他因为参加被捕入狱。一心希望儿子本分做人的习宗德,听到消息后病倒了。习仲勋出狱回家后,本来担心父亲责怪。但是他说了被捕的原因和自己的信念后,父亲没有责怪他,还表示了理解和赞同。没过多久,习宗德因病情恶化去世。也就是在1928年,15岁的习仲勋转为中国员,开始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奋斗,从此这份信仰终生未变。

1930年,习仲勋打入长武县的驻军内部,从事兵运工作,两年后组织发动“两当兵变”。兵变失败后,他与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一同创建了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然而,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执行“左”倾教条主义,在根据地内部错误地发动“肃反”。1935年,习仲勋和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被关押。危急之中,恰好到达西北,习仲勋等人才得到平反释放,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保住了。习仲勋说,如果晚到4天,他们就要被处死了,是“中央挽救了陕北”。20多年后的1962年9月,习仲勋因为“《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到诬陷,被审查、迫害长达16年。但是,他没有抱怨,1978年恢复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交上党费。

此后,习仲勋主政广东,又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等职。在复杂的环境里,执着就是坚守。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依然坚守着信仰。齐心在《忆仲勋》中写道:“仲勋离开我们已11年了……他似乎仍像以往一样,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关心着我的冷暖,关心着儿女们为党为国尽忠、为人民服务的情况。”

齐心比习仲勋小10岁,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一个爱国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毕业于蔡元培兼任院长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法律系。201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齐心在《百年潮》杂志发表了《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忆我在太行抗日前线抗大的战斗生活》一文,回忆了自己选择信仰的过程。1937年,她和姐姐齐韫(齐云)寄住在北平姑妈家。七七事变前夕,她考入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看榜时听到了城外的炮声。北平沦陷之日,她在姑妈家门口目睹了日军耀武扬威进城的一幕。偌大的中国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齐心随18岁的齐韫——一名中共发展对象——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疏散,辗转天津、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引领的数字化,烟台、青岛、济南、开封等地,最后时任山西长治县县长的父亲才将她们接回家。姐姐很快穿上军装跟父亲辞行,参加游击队去了。一路上的见闻和姐姐的影响,让齐心决定参加革命。她曾偷偷溜出家门,但是因为年纪小,病又刚好,没有成功。一家人逃难到西安后,父亲把她托付给世交好友、决死队纵队长陈光斗的夫人,让陈夫人带她去山西。在陈光斗的帮助下,齐心终于奔赴晋东南抗日前线岁的齐心进入山西屯留的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女生队学习,成了八路军战士。同年8月,她因为在反“扫荡”中表现出色,没到入党年龄便被特批加入中国。1940年冬天,齐心像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去了延安,随后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1943年,齐心到绥德师范做学生工作,认识了正在当地工作的习仲勋。第二年,志相投、情相近的两人结为夫妇。刚结婚,习仲勋就对齐心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今后我可能在很多方面照顾不了你。”齐心日后回忆说:“我理解他的意思,在艰难的岁月里,作为革命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过多关照。”解放战争时期,军队进攻陕北,齐心因为承担了临时任务,从绥德回到西北局机关。有一次野战军正在安塞县开祝捷大会,组织上考虑到齐心和习仲勋很久没见面了,让她随慰问团去参加大会。一心想着战局的习仲勋看到齐心先是惊讶,随后很生气,当着众人的面就说:“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随后他又说道:“如果战争持续十年,我宁可十年不见你。”齐心回忆说,当时自己没有觉得委屈,反而暗暗为习仲勋“伟丈夫的气概自豪”。

在“文革”的日子里,齐心的信仰同样未曾动摇。1970年“整党”时,造反派以齐心是“黑帮家属”“不能发挥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由,要求她。齐心不为所动,仍然坚持每月按时交纳党费,最后此事不了了之。齐心回忆:“这段时间,对我和孩子们来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庆幸的是,我们全家人都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

作为革命伴侣,习仲勋和齐心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不管是在“文革”中备受磨难,还是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或是在建设市场经济的大潮里,夫妇二人对中国事业的信仰没有变过,这份信仰一直支撑着他们的家庭。

习仲勋说过:“我这个人没什么特殊能力,是个很普通的人。我出身农民家庭,是农民的儿子,辛勤耕耘才有收获,才能生存。”习仲勋族弟习仲滚回忆说,哥哥跟自己谈话时不止一次说起过自己对农村的感情。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习在和谈婚论嫁时,还会提到“我父亲也是农民的儿子”。

习仲勋对农村的感情源自他的家庭出身。年少时,父亲习宗德常对他说:“长大了不要做官,也不要经商。当官的欺压老百姓,一些商人难免唯利是图,多重钱财。如果有了学问,就做一名教书先生,用自己的本事传书授道,受人敬重。要不就种庄稼,做个本分的农民。”1944年,绥德地区召开司法会议,身为绥德地委书记的习仲勋在会上发表《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的讲话,强调司法工作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不当‘官’和‘老爷’……走出‘衙门’,深入乡村。”

习仲勋和齐心的婚礼就在陕北农村最常见的一口窑洞里举行。成婚几个月后,齐心从绥德师范毕业,就去了农村基层工作。1945年,习仲勋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调任中组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等职,而齐心一点“好处”也没沾上,一直在农村工作到解放。5年间,两人相隔几百里,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习仲勋要她安心在基层工作,齐心理解丈夫,从来没有要求组织上的照顾。但是她又深爱丈夫,两人便常常写信。即使在夫妻俩的信中,习仲勋除了诉说思念之情,也不忘鼓励齐心:“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习仲勋还以自己开辟根据地时曾到一家一户做工作的亲身经历指导齐心。一个战友看了这封信,笑着和齐心说:“这哪里是普通家信?完全是革命的两地书啊!”在习仲勋的鼓励下,齐心常以一个乡或村为重点进行调研,还兼任《群众日报》的特约通讯员,报道农村基层情况。齐心后来回忆说,那个阶段他们虽然多是两地分居,感情却日益加深。

解放后,习仲勋到北京工作,很快拾起了“老本行”,在四合院的空地上种起菜来。他掏粪施肥,挑水浇地,虽然有时累得腰酸背痛,却乐此不疲。对土地的热爱日后成了习仲勋身处逆境时最踏实的心头寄托。在因“《刘志丹》小说问题”被隔离审查期间,习仲勋被安排在中央党校学习。他除了阅读马列主义著作,还在后院空地上种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收获多半交公。他还写信给,要求到农村去。让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回复他,农村太艰苦,还是到工厂去吧。习仲勋因此被安排到洛阳矿山机械厂。1979年,习仲勋在撰文纪念周恩来逝世三周年时谈及当时的心态:“革命也不是为了做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然而,在洛阳矿山机械厂,习仲勋还是被“揪出”批斗。让习仲勋颇感欣慰的是,当自己被押到富平老家批斗时,那里的乡亲说,我们不是来批斗习仲勋的,多年不见,想来看看他。富平乡亲还记得,要不是这个老乡在困难时期对富平的关心照顾,恐怕大家早就饿死了。

“文革”结束后,习仲勋复出,前往中国“南大门”广东工作。给广东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农业濒临崩溃。习仲勋到广东后,翻山越岭,到田间、猪场、工厂,挨家挨户,广泛调研。1978年7月上旬,他到广东后首次外出考察,选择的就是宝安县,先后视察了沙头角、罗芳、罗湖、蛇口等地,足迹几乎遍及后来的深圳特区。第二年,广东成立省农业委员会,习仲勋兼任农业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亲自抓起农业工作。这样与农业“亲密接触”的例子很多。1984年11月,已在中央书记处工作的习仲勋邀请正在北京参加农村专业户座谈会的4位陕西农民到家里做客,详细询问了他们的经营状况,还用自家院里种的梨招待了客人。

习仲勋对土地的情感和重视农业的工作方法深深影响着子女。习就曾在陕西延川县梁家河村做了7年知青,还当上了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建起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题目是《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直面农村问题,探索农村发展路径。

出身农家,扎根黄土地的习仲勋和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促使他在工作中从人民的角度出发,以最大的包容心努力工作。

1978年9月,时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收到一封批评信,是在广东惠州地区检察分院工作的麦子灿写的,充满了火药味:“我同你不熟悉,也未见过面,只听过你讲话的传达,只见过你的指示发表在报纸上。但从上述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你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信中还摆出了证据——习仲勋对惠州的水利整治工程效果评价过高,不符合实际情况。麦子灿还批评习仲勋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不及时,搞“假把式”:“我看你讲的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也是漂亮话,是句空话!因为你只讲,没检查督促。”这封信言辞激烈,但习仲勋认真对待,亲自回信说,“这是中肯的意见”。他还把麦子灿的信和自己的回信发给各地委、县委,要求各级干部“必须充分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的呼声”。

1985年,习仲勋已经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那年11月,他到江西考察,一路到了井冈山、宁冈、遂川、赣州、兴国等地。考察路上,他对警卫人员说:“请你告诉前面警车上的同志,他们后面的车上坐的不是老爷,不要动辄八面威风。我们是来给老区百姓办事的,不能给群众添麻烦!”当时,兴国县的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没有摆脱落后面貌,根据1981年到1983年的统计调查,人均年纯收入不到120元。兴国的水土流失尤其严重,人民日报曾报道兴国出现了黄土高原现象,如果不抓紧治理,兴国就要“亡国”,临县宁都就要“迁都”。习仲勋听当地干部汇报了兴国的情况后说:“你们如实汇报情况,很好。在出发前,我已经讲过,这次下来,希望能够真实地了解老区的现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不回避矛盾,不掩盖矛盾,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喜报喜,有忧报忧。只有这样,才能弄清老区贫困落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哪些问题?情况明,决心大,办法也就多,步子才会快。”

受习仲勋的影响,齐心也一直保持着真实的本色,从没给他添过麻烦,从没搞过特殊化。上世纪50年代末,国务院机关周末会办一些活动。在一次晚会上,有人看到齐心衣着简朴,便在背后议论:“习副总理的夫人怎么穿着那么土啊!”回家后,齐心将这件事告诉了习仲勋,不料他哈哈一笑:“土比洋好!”

正是秉承着这样的家庭本色,习在中共十八大后指出“群众路线是永葆党的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必须做到教育和实践两手抓”。

“文革”结束后,习仲勋调往广东,工作任务非常艰巨。他在深入群众、了解事实的基础上,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都要到凌晨以后才肯休息。齐心说,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夺回来,尽量为党和人民多做些实事。

“逃港潮”是习仲勋当时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1978年,习仲勋到逃港问题严重的宝安县考察。据当时陪同考察的南方日报社副总编辑张汉青回忆:“7、8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人、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习老看了心里很不好受。”在紧邻香港的沙头角“中英街”,习仲勋看到街中间的几块石头把街道一分为二,一边是广东,一边是香港,两边对比非常鲜明: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一派繁华热闹;属于广东宝安的这边杂草丛生,萧条冷清。老百姓去那边买东西,不少人跑过去就不回来。习仲勋和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等人谈了很久:“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破破烂烂……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要在全党统一认识,要尽我们最大努力,逐步缩小和香港的差距。”

习仲勋深知,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才能从根本上稳住人心,刹住这股偷渡外逃之风。一回广州,他就派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带领工作组到宝安、珠海等地调研,并整理出一份工作报告。报告提出,要在3到5年内把宝安、珠海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和新兴边防城市。1978年10月,习仲勋找到张勋甫、吴建民两人谈话,说准备将宝安、珠海两县改为省辖市,省委正准备筹建两市的领导班子,建议两人担任市委书记。1979年1月,广东省委正式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成立两市市委,分别由张勋甫、吴建民任市委书记。第二年,中央正式批准广东实施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创办出口特区(后更名为经济特区)。广东改革开放的大幕就此拉开。

改革先行者的气魄和担当,影响着家庭中的每一分子,当然也包括习。习仲勋从广东调回中央后,前往河北正定工作的习也开始了自己对改革开放之路的探索。他看到南方一些地方正推行农业“大包干”,河北省迟迟没有启动,就和同事商量要在正定先行一步,找个公社搞试点,然后全县推广。在里双店试点取得成功后,正定全面推广“大包干”,在河北省内开了先河。当听说《红楼梦》剧组准备投资80万元搭建荣国府临时场景时,习抓住机会,筹钱兴建了荣国府,为正定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于习在正定改革开放的实践,他的已故好友贾大山曾诙谐地说:“他是不穿西装的改革者,锐意进取而锋芒毕露。让人们接受历史性变革的同时,还能优哉游哉地喝上一盅。”

2012年12月,习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第一次离京视察就前往广东。34年前,习仲勋站在那里,有感于大陆和香港的差距,推动了改革开放大幕拉开;34年后,习站在同一片土地上说:“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唐代诗人李商隐对勤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习仲勋的勤俭本色深深植入了与家人相处上的每个细节。

1952年,习仲勋调到北京工作,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党委书记。齐心带着年幼的女儿齐桥桥和习安安也从西安来到北京。虽说一家人是团聚了,却还是不能常在一起。齐心先是到马列学院学习,后来留在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远,她照料孩子不方便,只能把3岁多的齐桥桥送到幼儿园,每周接回一次,小女儿习安安则基本是靠吃奶粉长大的。1953年和1956年,他们的儿子习和习远平相继出生。两个男孩都是10个月断奶后就送回城里,由习仲勋照顾。那时候家里没有请保姆,已经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得利用业余时间带4个孩子,给他们洗澡、洗衣服。

习仲勋言传身教,着意培养孩子们简朴的生活习惯。饭桌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习仲勋的口头禅。即便是掉在饭桌上的米粒,也要求孩子们捡起来吃掉,一点都不能浪费。每次吃到最后,还要掰一块馒头把碗碟上的菜汁擦干净。房间里只要没人,必须随手关灯,因此家中厅堂的灯晚上很少打开。

据习回忆,当时父亲的工资是一个月400元,不过家人的生活只是勉强“衣食无忧”,远算不上优渥:“虽说父亲的职务级别工资很高,但要养全家九口人,还要不时接济老家的亲友,在经济上经常捉襟见肘,可谓‘大有大的难处’。”因此,习家姐妹兄弟几个的衣服和鞋袜都是接力式地穿,大的穿旧了,再让小的穿。据齐心回忆,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们穿过的衣服和花布鞋。有时候两个男孩挺苦恼,习就曾经因为被同学笑话而不愿意穿姐姐的鞋子。习仲勋哄着他说:“染染穿一样。”遇上逢年过节,兄弟姐妹也会去人民大会堂、城楼上参加一些晚会,有人问谁家的孩子穿得这么破烂,“知道的人就会说这是习家的孩子”。穿习惯了旧衣服,他们穿着新衣服反倒觉得不自在,以至于习仲勋后来还要给齐桥桥做工作说:“你是女孩子,还是要穿得好一点。”

节假日公务不忙时,习仲勋也会带着孩子到商店转转。孩子们看到柜台里的玩具就嚷嚷着要买,但习仲勋从来不带钱,孩子们不高兴,他就耐心地讲道理,不让别人代买或者赠送。不过,买书时习仲勋就大方很多,带着孩子们去书店,让他们自己挑。对此,齐桥桥回忆说:“尽管我们姐妹兄弟小时候没有华丽的衣着,甚至比平常人还要简朴,但我们的学习都很好,内心是充实的,精神是健康的。即使在最艰难、被人歧视的日子里,我们仍然是乐观的,而且活得很有尊严。”

随着岁月的推移,习家的孩子们陆续都到了上学的年纪。习仲勋让兄弟姐妹几个都在北京市郊的八一小学寄宿读书,每周回家一次。习仲勋从来没用自己的车接过孩子,他们都是坐公共汽车往返。孩子们除了伙食费和车票钱,几乎没有零花钱。有时候,他们嘴馋花钱买冰棍,钱不够坐全程的车了,就只好走一两站路,累得走不动了,姐姐就拉着弟弟妹妹的手,坚持走到下一站。孩子们想看电影时,就跟习仲勋的秘书张志功要钱,虽然只是几毛钱、几分钱,张志功还是要记账,月底把账本送给习仲勋。有时候,孩子们怕习仲勋发现这些“小秘密”,只能跟齐心“坦白交代”,要点钱来把账补上。

习仲勋的勤俭节约影响了儿女一生。多年后,习说道:“爸爸平生一贯崇尚节俭,有时近乎苛刻。”在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习非常强调节约,反对浪费。2012年12月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起了改进工作作风:“摆得花团锦簇的,也是要花很多钱的。如果咱们不摆,层层不摆,一年可以省很多钱。”2013年1月27日,习在新华社《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节“舌尖上的浪费”》材料上批示:“联想到我国还有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众,各种浪费现象的严重存在令人十分痛心。浪费之风务必狠刹!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从与战士同吃自助餐到看望河北阜平县困难群众时“四菜一汤”的菜谱,从农村的大锅饭到庆丰包子铺的包子,我们看到了勤俭节约的美德在习家两代人之间的传承。

的女儿李敏在《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一书出版后,接受采访时回忆过父亲对子女的严格要求:“父亲从来不主张我们都拢在他身边,更不允许我们以他的名义、权力去寻路子、谋私利,而要我们夹着尾巴做人。”同样的话,习仲勋也对家人说过。“夹着尾巴做人”就是低调做人、踏实做事。

一直以来,齐心都把习仲勋“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处理好”的嘱咐记在心上。上世纪50年代,齐心在颐和园附近的中央党校工作,家却在东城区,她只能每周六下班后坐公交车回一次家,到家时经常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星期日的晚上还要赶回单位,准备第二天上班。由于时间紧张,她不能和习仲勋一起参加周末的文娱活动,常常是习仲勋自己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周恩来很关心习仲勋的生活,每当见到他自己带着孩子参加活动时,总会问一句:“怎么见不到齐心同志呢?”后来,在一次节日晚会上,周恩来终于逮到了齐心,高兴地说:“这么年轻,哪里像35岁,四个孩子的妈妈啊!”周恩来决定,以后让齐心和习仲勋一起参加外事活动。不过齐心只是按照国际礼节,陪着习仲勋参加过在北京接待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夫妇,在广东接待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夫妇的活动。齐心从未跨出过国门,就连习仲勋在珠海、深圳等地长期休养时,齐心都没有到紧邻的香港、澳门去看一看那里的繁华。

对于子女,习仲勋一再要求他们不能搞特殊化。齐桥桥小学毕业升初中时,报考了北京101中学和河北北京中学。她很想上101中学,但是成绩比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分。习仲勋故意试探地问:“要不要我去打个招呼?”齐桥桥虽然年纪小,但早就知道父亲不会这样做,因此明确地回答道“考上哪儿就去哪儿”,然后就去河北北京中学读书了。那时,习仲勋是国务院副总理,名字常在报纸上出现,加上习姓又不多见,他担心老师和同学会联想到桥桥就是自己的女儿,因此特殊照顾她,就让女儿改随母姓。齐桥桥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习仲勋的另一个女儿习乾平在“文革”之前毕业于外交学院,学的是法语专业,被分配到《国际商报》工作。1983年,王光英筹建光大公司,有心调她去工作。习仲勋听说后,谢绝了王光英的好意:“还是不要调她去好。你这个光大公司名气太大,众目睽睽,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后来,他把此事告诉了女儿,习乾平委屈地说:“我是学外语的,到光大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做点事情,有什么不好?”习仲勋严肃地说:“人只要有才能,在哪里都可以发挥作用,就怕你没有本事。你是习仲勋的女儿,就要夹着尾巴做人。”习乾平就留在《国际商报》工作,后来因为工作出了几次国。当时出国不容易,还有机会低价购买进口电器。习仲勋得知女儿多次出国后,要她说清楚出去的理由。有一次吃饭时,习仲勋又提起这事,习乾平顶撞说出国是工作需要。习仲勋把筷子一摔说道,哪有那么多工作需要?不要什么都加上工作的名义!直到女儿表示今后不再随便出国,踏踏实实工作后,他才算消了气。

改革开放以后,有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的地位和影响经商,甚至有人违法乱纪,社会上议论四起。习仲勋对此很是忧虑,他一直认为,只有家风端正,好的党风才能树立起来。有一次,齐心当着儿女的面说:“家中的小事不能影响工作。”习仲勋听到后却严厉地说:“大事也不能影响工作!”

每过一段时间,习仲勋和齐心对子女都会提出新的要求,而且要求越来越高。习担任福建省长时,齐心写信叮嘱说“高处不胜寒”,要他更加从严律己。2001年春节,习工作繁忙,不能回家跟父母一起过年,齐心在电话里对他说:“只要你把工作做好了,就是对爸爸妈妈最大的孝心,这就是对家庭负责,也是对你自己负责,这都是一致的……儿子,我的千言万语,就是希望你把你的重担挑好,千万不可大意,千万不能犯错误。你的责任比谁都大,但也不要有负担,你把身体搞好,安全第一,健康为重。没有后顾之忧,全身投入,把工作做好。”

如今,习仲勋去世已经14年了。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对子女说的话,广为流传:“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

2001年10月15日,习仲勋88岁米寿,习家三代人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为他祝寿。这是大家庭难得的一次团聚,惟独缺席的是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当天晚上,他参加了福建省委组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学习讨论会。

习抱愧给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信中深情地说道:“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四十八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他希望自己能继承和汲取父亲的五点宝贵品质。

一是学父亲做人,“您为人坦诚、忠厚……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和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一以贯之”;二是学父亲做事,“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更令我们感动的,是父亲从不居功,从不张扬,对自己的辉煌业绩视如烟云。这才是成大事者的风范,永远值得我辈学习和效仿”;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无论是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您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

那天,齐桥桥向大家宣读这封信时忍不住热泪盈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齐心后来回忆说:“仲勋听完来信,非常理解儿子,向家人、子女和亲朋们说:‘还是以工作为重,以国家大事为重’,‘为人民服务,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教诲儿女们如何做一个纯粹的、有益于人民的人。”